現場痕跡物證在犯罪現場重現中的作用

 

犯罪現場重現是建立在對現場痕跡物證的發現理解和運用基礎之上的。犯罪現場是儲存犯罪信息的載體, 從犯罪現場上得到的犯罪信息越多、 越客觀、 越詳盡, 判斷、認知犯罪行為人的條件就會越充分,因而,犯罪現場重現的過程實際是一個獲取犯罪信息或反復挖掘犯罪信息并利用信息印證犯罪的過程。


法國著名偵查學家艾德蒙·洛卡德認為犯罪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物質交換的過程,作案人作為一個物質實體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總是跟各種各樣的物質實體發生接觸和互換關系;因此,犯罪案件中物質交換是廣泛存在的,是犯罪行為的共生體,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犯罪現場重現涉及對各種物證的運用, 如對現場重要物證檢驗結論的使用, 這些物證包括遺留在現場中的物品或從受害人、作案人身上帶走的東西, 刑警可以通過這些物品來確認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犯罪現場上, 無論犯罪嫌疑人到過什么地方,接觸過什么, 遺留過什么, 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行為, 不論是指紋、足跡、毛發, 還是衣服纖維、工具痕跡、血跡等等, 現場痕跡物證都會記錄、證明犯罪嫌疑人的一 切行為, 這些痕跡物證遺留在犯罪現場形成證據并成為犯罪現場重現的基礎。可以說, 犯罪現場重現是建立在對現場證據的發現理解和運用基礎之上的。對刑警而言, 犯罪現場重現是一種非常實用的偵查方法。犯罪現場是儲存犯罪信息的載體, 從犯罪現場上得到的犯罪信息越多、越客觀、越詳盡, 刑警判斷、認知犯罪行為人的條件就會越充分, 證實犯罪行為的證據就會越扎實、越全面、越符合實際。因而,犯罪現場重現的過程實際是一個獲取犯罪信息或反復挖掘犯罪信息并利用信息印證犯罪的過程。


一、現場痕跡物證是犯罪現場重現的基礎
美國犯罪鑒識大師李昌鈺博士在《論犯罪現場重建》中闡述道: 犯罪現場重現是指通過對犯罪現場的痕跡、物證的位置和狀態的分析及物證的實驗室檢驗, 從而確定或者排除在犯罪現場發生的事件和行為的過程。物證之所以來源于犯罪現場之中, 究其原因, 就是因為犯罪分子實施犯罪行為時, 必然引起現場中物體或物質的變化—變化了的物體或物質具有反映犯罪行為的特性, 具有反映犯罪分子與現場聯系的特性, 因此, 人們就將其確定為犯罪行為的證據。作為認知或模擬犯罪行為、犯罪行為過程的犯罪現場重現, 無論是現場痕跡物證的形態、位置勘驗分析, 還是實驗室痕跡物證性質、結構的檢驗鑒定,都離不開犯罪物證, 都必須從犯罪現場中獲取物證。但是, 在犯罪現場中獲取痕跡物證時, 并非那么容易, 由于物證往往混融于現場環境之中, 那時候, 將要分析對比作為物證的物體/物質, 其本質的性能。其本質的性能是多樣性的, 每種性能都可以被用來發揮相應的功能或綜合幾種性能發揮某種功能。比如說, 刀的性能, 可以削、刺、裁、切、劈等, 針對不同的對象起作用, 它就反映出不同的功能, 針對水果可以削皮, 針對人可以刺殺傷亡, 針對紙可以裁分等。所以, 現場的刀并非都是殺人的, 只有根據刀上的血的性能、手印的性能、刀的歸屬性能或者刀在現場位置關系的性能等, 綜合認識, 才可能確定其在現場上是否行使了殺人的功能。由此不難看出, 犯罪現場重現結論的獲得, 無疑是建立在犯罪現場痕跡物證的基礎之上的。在犯罪現場重現的實施過程中, 更復雜的是, 許多物證由于撕、剪、爆、焚、砸等物理和化學作用, 形成了殘缺不全甚至本末倒置的狀態, 那時候, 現場中將要作為物證的物體、物質, 其個體性能局限性小, 原本在犯罪行為過程中所行使的功能就更難于認知。即便如此, 難度再大、再層次重重, 這也是犯罪現場重現的必經之路。無論在重組選擇、結構設計、趨向控制、實驗鑒定、綜合評定等任何一個現場重現的環節過程中, 物證都是其依賴的基礎。犯罪現場重現在具體運用現場物證的時候, 不僅要將物證從無數個物體、 物質中選擇分離開來, 同時, 還要將這些物證再還原到現場環境之中, 以便研究彼此關系產生的原因, 研究現場環境對現場痕跡物證、對犯罪行為的具體作用。 這樣, 才能更清楚地認知現場痕跡物證物證, 認知現場環境對物證的作用, 使犯罪現場重現科學地反映犯罪行為、犯罪行為過程。


二、現場痕跡物證和犯罪現場重現相互體現
犯罪現場重現,就是利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多個物證的整體性能, 使犯罪現場痕跡、 物證的組合結構狀態情景化。現場痕跡物證不會自己出庭講話作證, 所以, 人們把現場痕跡物證叫做“ 啞巴證據” 。也就是說, 現場痕跡物證是需要人為的干預, 才可能發揮其證據作用的。而犯罪現場重現就是使“啞巴證據”說話的科學轉化過程。犯罪現場重現不僅包括科學的現場分析、 現場痕跡物證解釋和物證的實驗室檢驗, 還包括相關信息的系統研究和原理的邏輯形成。例如, 爆炸案件現場的一小塊兒金屬殘片, 就其外觀來看, 略顯亮黃色, 長約厘米, 不規則的邊緣,表皮沾附黑灰色物質。經提取附著物質進行檢驗,檢出硝酸根等成分, 由此推斷為“ 雷管皮”殘片。“ 雷管皮” 的檢出, 說明犯罪分子可能采用了雷管, 因此使用的是炸藥爆炸裝置。 既然有爆炸裝置,那么, 這個爆炸裝置是什么樣的結構呢問題的提出, 下一步現場勘驗指明了方向。 導線殘段、 電池鋅皮殘片、 電池碳棒殘段、 齒輪殘塊金屬桿殘段、 棉布殘片、 人造革殘片等的進一步發現, 為爆炸裝置的重建奠定了基礎。根據事物的內在聯系和爆炸裝置的基本原理, 通過調查確定各配件的來源后, 專業技術 人員可以模擬出與犯罪分子使用的相似結構的定時爆炸裝置。 這種模擬的定 時爆炸裝置, 可以通過語言、繪圖、模型等形式進行反映。由此, 犯罪現場重現使已被炸碎、 面目全非的定時爆炸裝置以新的形式展現出來。 這樣, 犯罪現場重現也就使抽象的爆炸殘留物證的形象情景化了。 當然, 這還需要通過實驗、檢驗等程序進一步驗證, 最后得出確切的結論。


三、現場痕跡物證是重現犯罪過程的“ 關節”
作為犯罪證據的物證, 無論物證的個體, 或多個物證的整體, 都具有反映部分犯罪行為的特性, 犯罪現場重現就是利用這些現場痕跡物證的特性,按照相應的順序進行排列、連接, 讓它們發揮整體功能效應, 進而模擬犯罪行為過程的活動在偵查過程中, 如果能重現犯罪分子實施犯罪的過程, 無論是對于揭露犯罪或是證實犯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是, 一般情況下, 實施犯罪過程的重現是不可能的。不過, 通過犯罪現場重現, 我們可以分析認知犯罪現場, 模擬犯罪現場形成的過程。 因為, 犯罪行為的實施, 必然要和現場周圍的環境發生各種聯系, 這些聯系又必然地在相聯系的物體或物質上或多或少地留下相應的跡象。這種跡象或是物體、物質本身, 或是物體、 物質作為客體所“ 寄存”下來的跡象, 在查證以后就成為法定證據。它們也是實現重現犯罪情景、連接犯罪具體情節的關鍵依據。 例如, 某火車站西平交道口北側的護坡上, 發現了一個約20歲的女性尸體, 死者上衣卷起于肚臍以上, 褲子褪至到小腿以下, 頭枕一件灰色西服,西服后邊沿線縫撕裂, 衣扣撕掉兩枚, 頭部多處“ 曰”形創 傷, 顱骨破碎。從死者傷痕的形態分析, 傷痕系犯罪分子使用的是雙刃的銳器, 連續使用重力捅戳形成顱骨兩處凹陷狀骨折, 結合胸部多個重疊的青紫色印痕, 系犯罪分子使用八楞錘連續打擊形成死者胸部衣服上發現的鞋印, 分析為犯罪分子踩踏形成。現場中還遺留有發案前一天晚上, 到達該站的火車票一張, 以及死者頭發被割情況等。綜合判斷犯罪過程應為受害者在發現尸體的前一天晚上, 約8點鐘, 離開到達此站的旅客列車以后,在犯罪分子的引誘下來到現場。犯罪分子開始哄騙, 然后又用攜帶的雙刃利器等威逼被害人, 企圖發生性行為, 被害人不從, 犯罪分子就用刀刺破被害人的衣褲,實施強奸以后, 犯罪分子為了不留活口,也是為了所謂的“ 報仇” , 連續用雙刃利器猛刺被害人頭及手等部位,但見被害人仍在抽動, 犯罪分子惟恐被害人不死, 又用八楞錘猛擊被害人的頭部、胸部, 接著還用腳在其胸部踩了幾下。至此犯罪分子還不達目的, 又用利刃在被害人腹部刻畫了一個很大的“ 仇”字, 用石頭在旁邊的墓碑上刻下“ 殺盡負情人, 下一個是公安局長” 的字樣。作案后, 由于對女性的變態心理驅使, 又將被害人的頭發割去, 整個犯罪行為過程, 既反映了犯罪分子對女性憎恨和眷戀的復雜心理狀態, 同時也反映了其對公安人員的仇視心理狀態。火車票、 尸體、 衣褲、 傷痕、鞋印、血跡、頭發等,這些現場痕跡物證雖然不會說話, 但通過現場物證分析及進一步進行的犯罪行為重現, 我們可以模擬、認知犯罪分子實施犯罪行為的過程以及當時的具體情節。這是現場痕跡物證外在聯系的結晶。 那些不會說話的 啞巴證據” , 就成為形成犯罪行為過程以及其連接具體 “ 情節的關鍵環節, 簡單地說就是“ 關節”。


四、利用現場痕跡物證鎖鏈重現犯罪現場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 間接證據不能單獨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 必須與其他證據相結合才能發揮其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作用。也就是說, 間接證據只有與其他證據相結合并組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鎖鏈, 才能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 但是, 間接證據具有形式多樣、容易獲取的特點, 因此在訴訟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犯罪現場重現則是將隱藏在現場環境中的這些間接證據進行發掘和重組的最科學的、最有效的手段。 某年某月某日某分, 當某某次旅客列車運行到某某線甲站至已站間, 下行右側鋼軌下發生爆炸, 造成鋼軌被炸斷, 牽引機車油箱底部破損, 機后節車廂脫線中斷行車個小時嚴重后果。勘驗發現, 現場位于鐵路線處, 列車運行方向處為一隧道, 右側為高山峻嶺, 左側是多米深的懸崖。 爆炸點位于兩根枕木之間和下行右側鋼軌的正下方。列車機車下行右側油箱底部有被炸碎的鋼軌殘塊擊穿的大小不等的幾個孔洞。 盡管偵查技術人員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勘查, 但是在爆炸現場沒有提取到任何直接的犯罪證據。面對重重困難, 偵查技術人員填密分析, 大膽地提出對犯罪現場重建的假設......首先, 通過現場復勘、調查、實驗, 對炸點、爆炸裝置、爆炸過程進行了假設和重現。其次, 在此基礎上, 根據犯罪現場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狀況, 當地的情況, 鐵路列車運營計劃, 犯罪的方法, 以及現場的時間、 狀態、結果等信息, 偵查技術人員對犯罪情景、情節與過程提出了現場重現假設。 根據爆炸現場進出比較方便, 距離車站不遠, 從炸點往火站方向是一個彎道,往站方向幾米就是一個隧道, 北面是山坡、 南面是深達多米的懸崖 等情況分析, 偵查技術人員認為犯罪嫌疑人對作案地點比較熟悉, 作案前有過踩點、 精心選擇作案地點的行為, 由于此旅客列車在站不停車, 時刻表上反映不出列車通過站的時間, 所以認為, 如果不是住在附近的人員, 不會掌握列車通過現場的時間,由于爆炸時間6時, 而天亮時間8時,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是居住在距現場2小時的步行距離范圍內在鐵路線上實施爆炸, 目標直指客車, 所以犯罪嫌疑人應該具有強烈的犯罪動機, 根據現場上的爆炸裝置、 引爆方法, 確定是丙縣內采礦普遍使用的方法。本爆炸案炸藥的引爆方式應為導火索、 火雷管引爆, 導火索的標準燃燒時間、 犯罪分子在看見機車燈光時點燃導火索、有時間逃離爆炸現場爆炸、現場為特殊的鐵路道, 由此測算其炸藥量, 并將斷軌和被炸斷的枕木復位, 判定犯罪分子需將枕木下的石碎取出一厘米的高度,通過檢驗認定炸藥種類是錢梯炸藥。 據此, 專案組判斷應系當地人作案, 犯罪嫌疑人應是受過某種打擊或處罰, 對社會、對政府、對鐵路有敵對情緒, 制造爆炸實施報復。 隨著偵查工作的不斷深人, 專案組先后將重大犯罪嫌疑的四人抓捕歸案。經審查, 其中兩人很快交代了盜竊貨車鋼材的犯罪事實, 另一人也對參與盜竊鐵路運輸物資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但一提到爆炸鐵路案件, 三人均矢口否認。專案組決定以盜竊罪對三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將沒有掌握犯罪證據的一人釋放, 為審訊突破爆炸案件爭取時間。同時, 根據嫌疑人所交代的、 驚人一致的犯罪活動情況, 推斷三人之間 已訂立了攻守同盟。 由于現場沒有任何可以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證據, 不能獲取可靠的口供, 指揮部領導深入各審查小組, 與審查人員 一起分析嫌疑人的特點, 揣摸嫌疑人的心理, 研究論證審訊策略和技巧, 找準切人口, 瞄準突破口。 各審訊小組遵照指揮部的要求,與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毅力, 循序漸進, 各個擊破。 最終使每個犯罪嫌疑人都交代了自己與其他同伙在某月某日如何到達現場作案的犯罪事 實, 對踩點、停車、逗留、挖坑、扒開道碎、埋藏炸藥, 實施爆炸的地點和過程, 分別進行了指認、演示, 偵查技術人員用繪圖標示和現場錄像的方法進行了固定、 保全。 由此, 非親自作案則不可能詳細知情的犯罪行為細節, 與犯罪現場重現假設所確定的情節, 得到了相互的印證。此案通過選擇、搜集、分析、判斷、假設、實驗、驗證、做出結論等重現過程, 以犯罪分子的動態行為為鏈條, 使靜態的分散間接現場痕跡物證成為有機的證據鎖鏈。總之, 如果在犯罪現場重現過程中忽視對現場痕跡物證因素的研究可能導致對證據的誤解, 使犯罪現場重現結論不準確或不完整, 進而會影響到刑事偵查中行為證據的分析、法庭審理過程中證據結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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